在今天的中国，有非常多的类似工业遗产在我们身边，重庆涪陵的白涛镇，藏在一座叫做金子山的大山里。这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它曾经是中国最高机密的核工程816工程。这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在重庆落脚的工程。

2021年，电影《你好，李焕英》电影的拍摄地——湖北襄阳卫东机械厂在电影热映后，已然成为网红打卡地，古朴的厂区唤起了无数人的回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卫东机械厂在当年其实是一家生产武器装备的三线兵工厂，主要以生产手榴弹、爆破雷管等军品为主，代号为846厂，始建于1964年。

而在襄阳，除卫东机械厂外还有建昌机械厂、汉江机械厂、宏伟机械厂、汉丹机械厂等一大批因“三线”而起的军工企业。

作为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词语，“三线”在中国曾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尽管许多人在三四十年前就知道三线和三线的含义，但这个词语真正出现在官方媒体上，已经是时过境迁的上世纪90年代。

那么，何为三线？

三线建设的背景：中国六十年代严峻的国际环境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环境最严峻的时期。

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另一方面是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些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9年8月，中印第一次边境冲突，苏方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众。9月底，赫鲁晓夫访美后赴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为了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苏美改善关系，他在同中方领导人会谈时，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会谈不欢而散。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1963年6月14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又连续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九评”）。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

九评苏共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声称苏联将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其后，还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邻近中国的蒙古派驻苏军。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

另一方面，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仍然是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中美对峙的主题在六十年代有了转换。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反对美国从南部对中国的威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向越南人民提供了政治、道义、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援助，应越南方面请求派出了包括地空导弹、高炮、工程兵、铁道兵、扫雷部队、后勤部队等32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他们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公路、铁路和机场、通讯设备、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他们在北越抗美的三年零九个月中，击落美国飞机1700多架，改建和新建铁路477公里，抢修铁路桥梁30多座，修建公路200多公路及公路桥305座。

两个拳头打人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格局的特点，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也称为“反两霸”，本义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

“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

当时的情况是：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核武器、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内，沿海工业城市处在美蒋空中兵力打击范围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如果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与此相反，西部地区则在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

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该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多年来的担忧，他高度重视，把原来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沿海一线、中部二线、西部和西北部三线并存建设的新思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同时，将原子弹项目也合并到三线建设大框架中，是在三线搞原子弹。

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等地区。

越南战争升级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步骤，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要加强备战。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于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三线建设部署。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300多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其中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以及重庆兵器工业基地为重点。总体上，就是要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三线地区。

从1965年夏起，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并在1965年至1966年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只是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1965年完成了全部搬迁计划的40%，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上马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上马。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同时，各省、市、区也加快作出三线建设安排。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几千亿巨资；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

他们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不乏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力量，它们曾是西部的“脊柱”。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线建设从1965年到1980年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涵盖13个省、自治区，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数千个建设项目。它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大后方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到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1／3。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较雄厚的生产基地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

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包括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1千米，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铁路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公路建设新增22．78万千米，占全国同期的55％。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其中，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葛洲坝水电站，甘肃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田、陕西秦岭火电站等。

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原材料工业方面，冶金工业除建成西南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西昌、甘肃兰州等地的铜、铝工业基地。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已建成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